臣子贬谪“过岭”，这是当时宋朝对大臣非常严厉的惩罚。赵冬梅教授指出，两宋时期，将大臣大规模贬谪岭南，大致有以下五次高潮：太宗朝，因皇位继承疑云，卢多逊、弥德超等人被流放。真宗朝，寇准、丁谓相继被贬。此后仁英神三朝，六十多年间，被贬岭南者寥寥无几。哲宗朝，由于政治反复，新党、旧党互相攻击，轮番过岭。赵冬梅还援引暨南大学金强博士《宋代岭南谪宦研究》中的数据提到“两宋岭南谪宦共计491人，北宋172人，南宋319人。”
本场讲座则围绕苏轼被贬岭南这一时期进行，主要集中于“黄州、惠州、儋州”中的惠州。在这一时期，苏轼始终保持清醒与独立，‘贬谪’中的苏轼，地位向下，精神却向上，也帮助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可谓“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绍圣元年（1094）十月，59岁的苏轼抵达惠州。虽然黄州之后，苏轼的仕途又有上升的机会，但赵冬梅指出，苏轼黄州被贬，是经历人生第一次巨大考验，心理有了很大的变化。黄州之后，苏轼变成苏东坡。“苏轼与苏东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指向的是同一个人。”
像苏轼这样的人，不做“世间事”，如何忍得住？在岭南的苏轼，作为一个谪官，兢兢业业尽自己的职责，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百姓造福。讲座中，赵冬梅详细讲述了苏轼在被贬惠州期间向当地执政者提出的一些具体举措。苏轼在惠州时间并不长，却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比如建议、指导博罗县令林抃制造插秧工具——秧马。秧马是苏轼在武昌时看当地人使用的一种插秧工具，插秧的时候在秧马上不用很弯腰就能插秧，苏轼把秧马的形制记录了下来。等到他南贬到惠州的时候，苏轼把记录秧马形制的《秧马歌》给博罗县令林抃看，林抃亲自率领他的属下按照苏轼的提示把秧马做出来了，并且还对秧马进行了改良。
苏轼还建议时任广州经略安抚使的王古建设广州的“自来水系统”。苏轼经过广州的时候，见大部分居民饮用水都是苦咸水，城中时常发生瘟疫。而白云山蒲涧山上的滴水岩有大量的水资源，苏轼建议王古用竹子做的水管接引蒲涧山水到广州城改善饮水，王古听从了苏轼的建议，兴建了这一引水工程，使广州居民在近千年前就喝上了“自来水”。苏轼还建议广东提点刑狱使程之才修盖惠州营房。针对当时惠州的诸军很多人没有营房住，苏轼做了非常细致的调查，给程之才提出了非常切实可行的建议。
赵冬梅还提到，在做这些具体的事儿时，苏轼处处替人考虑，不光为老百姓考虑，还能为那些没把事儿办好的人考虑，“苏轼表现出对人性的深刻体察和对人性弱点的包容，也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在贬谪时期，有一个人跟苏轼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就是广东提点刑狱使程之才，这个人是苏轼的亲表哥、前姐夫。苏轼的姐姐苏八娘嫁给了舅舅的儿子程之才，但是苏八娘在嫁过去不到两年就去世了。苏洵在《自尤〈并序〉》中表达了对程氏父子的高度不满，并在女儿去世后与程家绝交，苏轼也与表兄程之才断绝了关系。苏轼来到广东后，两人见了面，前嫌尽释，断绝联系42年的关系得到恢复，重修旧好。讲座上，赵冬梅特别分析了苏轼写给姐夫、表哥程正辅（程之才）的信件《与程正辅》，为大家解读了字里行间苏轼当时与这位表哥通信的忐忑又真诚的心情。
在第一季“东坡大家讲”中，许多做客专家都对“苏轼为何是苏轼”这一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赵冬梅也从苏轼的家风家教中找到一些密码。
“苏轼生长在眉州，自然环境很好，生活稳定，家庭比较殷实，当地有读书的传统。上一辈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给他充足的营养。生命得到了丰厚滋养的苏轼，成长为一个丰富的人、全方位的人。这样的人，并不把做官当成唯一的生命目标。他还有其他很多的兴趣、爱好，有很高的精神世界追求。”赵冬梅说，在讲座的问答环节，她也再次赞叹，苏轼是“一个可爱的人”，近千年之后的人们，很多城市的现代人，因为苏轼也被连接起来。
